《大運河時空》曾經(jīng)發(fā)表過一篇文章《山東省曾經(jīng)的“特區(qū)”，為何卻位于河北南部，后來被并入河北2縣》，寫的是曾經(jīng)屬于山東省的位于河北省南部清河、威縣、南宮三縣交界處、距離山東省平均在100里的“臨冠邱特區(qū)”，它是由山東省臨清縣、冠縣、邱縣3縣3個“十八村”組成的一塊“飛地”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1933年《山東省分縣地圖》中臨清、冠縣、邱縣及所屬飛地

這些村莊在民國時期的《臨清縣志》《冠縣志》《邱縣志》的“疆域”部分均有介紹，也在山東省內(nèi)一些省級地圖與縣級地圖上均有標識，臨清縣、冠縣、邱縣都是今天河北省館陶縣的鄰縣，并且館陶縣曾經(jīng)也和冠縣一樣屬于山東省東昌府管轄，那么為什么這三個縣都在河北省有“十八村”的飛地存在，甚至冠縣要隔著館陶縣才能到達河北省，但是關于館陶縣的“飛地”，在清朝以來各個版本的《館陶縣志》并未找到記載，山東省內(nèi)的各個地圖中也沒有標注，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偏館陶縣沒有“飛地”？

1911年《山東全省州縣自治區(qū)域圖》中的有關臨清、冠縣、邱縣以及館陶縣圖，可見只有館陶縣沒有飛地

其實從一些志書和地圖上仔細觀看，會發(fā)現(xiàn)館陶縣還是有“飛地”的，只不過不是那么明顯和直接罷了

一、縣志記載：

雍正《館陶縣志·田賦》：

地畝，順治征糧地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頃五十六畝八分一毫，寄莊地三百五十八頃一十三畝八分二厘七毫。

其實，“寄莊地”就是“飛地”的一種，不過在這個版本的《館陶縣志》的記載中并沒有找到館陶縣“寄莊地”的實際位置，所以并不能證明這塊“寄莊地”是否存在于臨清縣、冠縣、邱縣3縣“三個十八村”附近。

二、清朝光緒年間的《畿輔通志》輿圖、1933年《河北分縣詳圖》中有記載：

一是有明確的館陶縣地的記載。在清朝《畿輔通志》輿圖中“曲周縣圖”顯示在威縣境域內(nèi)有“館邑趙莊”，另外在1933年《河北分縣詳圖》中的威縣境內(nèi)的趙莊村標記為“館陶地”。

《畿輔通志》曲周縣圖中的“館邑趙莊”

1933年《河北分縣詳圖》中的“館陶地“趙莊

二是在清朝《畿輔通志》輿圖標有伸出的大概范圍“館陶縣界”。存在有兩處，分別位于“曲周縣圖”和“威縣圖”中，館陶縣界均向外延伸出了一定距離，但并未形成閉合區(qū)域，以至于不能獲得其準確范圍。

臨西縣西北角與《畿輔通志》中曲周縣圖、威縣圖中所示館陶縣界示意圖

清朝《畿輔通志》輿圖中“曲周縣圖”中館陶縣界附近村莊為司家寨、大廟，而“威縣圖”中館陶縣界附近村莊為萬戶、東留固，對照今天地圖，發(fā)現(xiàn)這塊區(qū)域存在于臨西縣境內(nèi)。臨西縣在清朝為臨清州境西部，乾隆《臨清直隸州志》中的州境圖西部，萬戶、東留固兩個村莊均位于在一個標有“敬四里”的區(qū)域內(nèi)，極有可能這個“敬四里”就是當時館陶縣的“寄莊地”所在，后來在某個時間內(nèi)被整體并入到臨清州境內(nèi)。

乾隆《臨清直隸州志》臨清直隸州境圖，及”敬四里“放大圖

綜上所述，館陶縣曾經(jīng)的“飛地”——寄莊地的區(qū)域，應該就是趙莊和臨清“敬四里”共同組成的區(qū)域。

為何后來館陶縣的“飛地”不復存在，在志書及山東省內(nèi)的地圖上均未記載

這個原因需要從“寄莊地”的危害，以及臨清縣、冠縣、邱縣和館陶四縣寄莊地不同的歸屬來分析。

先來看寄莊地的危害

“飛地”在古代稱插花地、嵌地，指“此縣境內(nèi)某一特區(qū)之土地、人民，隸屬彼縣管轄者”，插花地不僅與所在縣無隸屬關系，而且往往遠離直屬轄區(qū)。插花地的形成與明初的屯墾政策、衛(wèi)所制度、藩王贍地、地主購買等情況有關系。

其中地主在本籍外置辦土地，設莊收租，就稱之“寄莊”。“寄莊”的危害是造成寄莊所在地的賦稅流失，《清文獻通考·田賦三》引雍正七年諭：“直隸地方，有寄莊寄糧之名，往往地寄此處，糧寄他處。”

這一點可以從雍正《館陶縣志》中的記載就可以看到：

館陶縣三百余頃的“寄莊”地，在順治五年“共征銀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七厘八毫七絲七微二織”“共征地一千二百二十石”“共征米九千八百四十石六斗五升七合五勺六揖”。

館陶縣的“寄莊地”雖然位于其他縣境內(nèi)，但是稅收卻歸寄莊地所有者，也就是“莊戶”戶口所在地所有。不但如此，由于遠離戶口所在地，莊戶除想辦法以遭受災害等理由不交或者少交稅收外，還以類似理由逃避戶口所在地以及寄莊所在地的徭役。所以在一些地方，不但有一些外地人到這里開辦寄莊，本地人也假借外地人名義在本地設立寄莊，目的就是為了逃避差徭。

“寄莊地”到了清朝已被統(tǒng)治者意識到弊病，曾于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進行“順莊編里，開造的名，如一人有數(shù)甲數(shù)都之田，分力數(shù)戶之名，即歸并一戶，或原一戶而實系數(shù)人之產(chǎn)者，即分立的戶花名，至田畝未經(jīng)售賣而往址遷者，舉報注明，收糧時一并改正，田坐彼縣而人居此縣者，就本籍名色別立限單催輸”。雖然有這樣的規(guī)定，但是光緒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吏部再次頒行《寄莊錢糧》條款，規(guī)定“令經(jīng)征州縣官，于每年開始，將寄莊，花戶逐一查明，開造村莊戶名錢糧數(shù)目，移交居住州縣代行催征，如至奏銷時尚有署印，官員錢糧處分”。可見直到清末，寄莊的隸屬，以及稅糧催征問題并沒有徹底革除，并且這種現(xiàn)象一直延續(xù)到民國中期。

無論是清朝的《畿輔通志》，還是民國時期的《河北分縣詳圖》，仍然還是視為館陶縣存在著寄莊地的。但是為何在館陶縣自己的志書以及山東省內(nèi)的省圖及縣圖卻沒有這樣的記載，而認為館陶縣并沒有“飛地”呢？

感覺主要是省際之前信息不對稱導致。可能就是在雍正年間清理寄莊地之時，館陶縣的寄莊地就已經(jīng)轉(zhuǎn)交給了臨清州管轄。為何要交給臨清州呢，估計原因有兩點：

一是館陶縣寄莊地接近臨清州境，這一點無論是從清朝還是今天的地圖中就可以看到。

二是館陶縣寄莊地面積并不算大。據(jù)雍正《邱縣志》記載，邱縣寄莊地共六百七頃三十七畝；而康熙《冠縣志》記載冠縣在衛(wèi)河以北地：共一千四百二十六頃二十四畝六分八毫。由此可見館陶縣三百多頃的寄莊地不及“邱縣十八村”的一半，更是“冠縣十八村”僅五分之一。面積越小、事情越少，交接越是順利。

所以，關于館陶縣寄莊地的記載僅存在于順治年間，后來的康熙、乾隆、光緒等朝，已不見了館陶寄莊地的記載，想來后來的幾個時期，館陶寄莊地已經(jīng)并入臨清州，成為了“敬四里”。

相比于館陶的寄莊地，臨清縣、冠縣、邱縣三縣的“飛地”由于面積較大，并且接連成片，無法轉(zhuǎn)交由某個行政區(qū)域管轄，所以一直存在到了民國時期，因為涉及面積較廣，而被世人所熟知，也就有了后來大家知道的三縣“十八村”所組成的“臨冠邱特區(qū)”。

不過，既然館陶縣寄莊地已經(jīng)并入到了臨清州內(nèi)，為何還是在直隸（民國后期稱河北）的地圖中仍然存在呢？

雖然到清末，寄莊地問題一直在不同的省份存在，但是由于館陶縣和臨清州屬于同一省，館陶的寄莊地并入臨清州之后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，并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，所以哪怕這件事情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一百多年，但是在直隸的官方及民間認知中，趙莊和臨清“敬四里”卻仍然為館陶縣所有。當然，這樣的事情并不奇怪，在現(xiàn)代，哪怕有著如此方便的通訊技術，省際間的溝通和交流尚不順暢，鄰省之事往往不被本省所重視，何況在古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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